“粗略统计，大颂和高丽的逆差在三十亿颂圆左右，与东瀛的贸易逆差在四十八亿颂圆左右。”
杨贺早有准备，端着一本账册向赵煦说道。
顿了下，他道：“这只是账面上的贸易往来，民间多有疏漏。”
赵煦轻轻点头。
按照银子和颂圆的兑换比，这相等于六百万两银子和九百多万两银子。
如果拿颂圆和当代货币相比，一颂圆的购买力和一块钱也差不多，只是稍微高一点。
对于这个顺差数目，赵煦觉得在情理之中。
毕竟，大颂基本上从上到下控制了高丽和东瀛，毫无障碍地向他们输出工业品。
而由于高丽和东瀛没有工业基础，大颂的工业品在两国内没有敌手，盈余这么多理所应当。
“对于商税这块，你们要盯的紧一些，经商的商贾必须取得商引方能经商，每一笔贸易都要有记录，按照盈余缴纳商税。”想到杨贺说的‘民间多有疏漏’，他提醒了一句。
当前，大颂保持很低的农赋，那么税收就必须从商贸方面补足。
他率领大颂的将士们在外用命，为商贾打下一个又一个市场。
他们不能只享受红利而不愿承担一点责任。
而按大颂律法交税便是他们的责任。
当然，他很清楚商贾本色，他们的本性是不断扩张利益，对于责任能不承担就不承担。
这也会是今后朝廷与民间商贾的主要矛盾。
也是大颂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，发展商贸所要承受的结果。